1932年，清华大学举行了新生入学考试。与此同时，在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等人倡导的推动下，新文化运动，尤其是白话文运动，正处于如火如荼的发展阶段。从今天的视角回顾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无疑对那个时代的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，成为了他们觉醒和思维变革的源泉。
1932年7月，正值新思想潮流席卷而来的时候，清华大学的学者们正为一年一度的招生工作忙碌。随着笔试日的临近，文科考试的试题却迟迟未能确定。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，原本负责出题的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当时正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，无法及时回国。由于安排上的失误，出题的责任最终落在了一位学者的身上，这位学者只给出一个简短的命题——“孙行者”。这位学者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仅以这三个字作为试题？而最终答对这一题的三位学者又是谁呢？
展开剩余84%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承，历代都有许多为保护传统文化的学者，他们对白话文运动提出过激烈反对。在这一领域中，有经学家刘师培和文学家林纾等人的身影，他们坚持文言文的优雅与高深。的确，文言文有其深厚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底蕴，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白话文凭借其通俗易懂，便于沟通的特点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工具。尤其在近代中国，社会动荡、战乱不断，白话文不仅仅是文字的转变，更成为了时代精神的象征。
正如前文所提及，出题的这位学者就是陈寅恪，一位深知文言文化内涵的国学大师。陈寅恪出生于一个世代传承的国学家庭，少年时代便开始学习四书五经、算学、地理等多方面知识。1921年，他前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研究院深造，四年后回国，与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共同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。可以说，陈寅恪是当时国学界的翘楚。
“对联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形式，早在两汉时期便已有其雏形。它通常由两句对仗工整、字数相等、韵律和谐的句子构成，最重要的要求是对称的意义。1932年夏天，陈寅恪正准备前往北戴河休养。那一天，刘文典拜访了他，并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：“大学入学考期临近，请代拟试题。”尽管陈寅恪已决定次日出发，他还是匆忙制定了文科考试的试题，其中包括了作文题《梦游清华园记》以及对对子题目“孙行者”。
其实，对对子这一类试题并非陈寅恪首次设置，在其他年级的试题中，他也提出过类似的挑战。例如：“莫等闲白了少年头”及研究生入学试题中的“墨西哥”和“人比黄花瘦”。然而，“孙行者”这一题目则异常特别，要求考生根据这一上联，给出下联。许多学生在答题时，给出了“祖冲之”、“唐三藏”、“猪八戒”、“沙和尚”等答案，这些答案大多未能通过，成绩不合格。令人好奇的是，答出正确答案的，竟然仅有三人。他们的标准答案究竟是什么？
这三位学者后来都在学术界崭露头角，分别是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政烺以及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虽然这三人都答出了“胡适之”作为标准答案，只有段学复最终顺利毕业于清华大学。
陈寅恪的“孙行者”对对子试题其实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，蕴藏着与古文诗句的巧妙对仗。它借鉴了苏轼《赠虔州术士谢君七律》中的诗句“前生恐是卢行者，后学过呼韩退之”，其中“卢行者”与“韩退之”形成了生动的对比。将“孙行者”对“胡适之”，不仅在字面上得以对仗，也突显了“动”与“静”的反差，恰如“猢狲”与“猴子”之类的字义对比，令人发人深省。
这一题型的独特性，也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。尽管陈寅恪明确给出了“胡适之”的标准答案，但许多学者与读者对此答案并不买账。民国时期的《世界日报》就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，其中不乏指责陈寅恪故意刁难考生的声音。即便陈寅恪多次公开回应，学术界对于这一试题的看法始终没有得到统一。
更为复杂的是，这场争议背后，实际上是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文化冲突。当时许多人认为，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高水平的学府之一，竟然选择以“对联”这一传统文艺形式来考察学生，显现了它在文化传承中的“复古”倾向。实际上，这场争论只是当时整个文化变革的大背景中的一角，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中，支持白话文的力量与坚持文言文的力量之间的剧烈冲突。
在这场论战之中，周祖谟的故事尤为耐人寻味。周祖谟是那三位答对“孙行者”的学者之一，但他最终并未进入清华大学。周祖谟出身于中产家庭，小时候便展现出了非凡的学术才华。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浓厚，从《论语》到《百家姓》都为他所熟读。1932年，他报考了清华大学的英语系，同时也报考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。在自传《往事自述》中，他回忆起那场印象深刻的考试，特别提到清华大学的文科考试，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当时报考了两所院校，但对于清华的入学考试有着特别深刻的记忆。
然而，周祖谟最终并没有进入清华大学，而是选择了进入北大中文系。自传中并未详细提及当时的经济状况，但可以推测，或许由于经济原因，周祖谟最终选择了北大。而在后来的生涯中，周祖谟一直活跃在教育一线，成为了新中国的杰出教育者之一。他亲历了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等历史风云，见证了祖国的沧桑巨变。
周祖谟的一生充满了坚韧与奉献，直到1995年去世。他见证了中国从屈辱到复兴的艰难过程，也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。而今天，正是得益于无数像他一样的教育者，我国的教育事业才逐渐发展，造就了一个更加繁荣、稳定的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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